国务院再议：菠菜稳台子平台应用“权”，用好“钱”！

哪怕这个行业本身的增长性不足，但是会在一定的速度上维持增长，因为我们离不开它，但是这个行业间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了高度的整合，而且进一步地在同步整合，那么这些企业也会成为很优秀的投资标的

杨洁篪会见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聚焦国企高管“不落腰包的腐败” 新华社重庆８月２１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杜放、何宗渝）出门坐豪车、宴请上档次、休闲进会所、热衷高尔夫……近年来，一些国企高管以职务消费为由，不落腰包行腐败之实。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显示了中央整治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决心。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投资３亿元建设高尔夫球场“秦岭壹号”供企业自用及经营，被国家土地督察责令限期整改；中粮集团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被中纪委通报；深圳个别国企公款购买１０余张高尔夫球卡，且将持卡作为班子成员的一种待遇……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有企业以“职务消费”为名，频频与高尔夫球“联袂出演”，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本是因履行工作职责时发生的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合理也合规。但现实中，一些国企高管打着职务消费旗号，在衣食住行玩等方面享受特权，奢侈消费，频频上演“不落腰包的腐败”。 从近期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公布的情况来看，所谓“职务消费”的种类五花八门：为领导班子成员配备公务接待消费卡，在机场设立贵宾厅，超标配备公车，奢华接待宴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特别是公务用车和业务招待，占到职务消费的大头。以Ａ股２５２家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为例，仅２０１２年年报公开的招待费就达６５．２５亿元；山东省３２户省属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总额中，近一半为公务用车费用；华润集团７０家下属企业超标购车９０辆，最高单价超过２００万元。 更令人瞠目的是，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的职务消费一度高达每天４万元，以至于陈同海案发后，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腐败被称为“陈同海漏洞”。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调研发现，目前一些国有银行支行行长每年的职务消费仍高达几百万、上千万元，防堵“陈同海漏洞”依然任重道远。 “职务开销是客观需要，但不少企业负责人不是以合理支出为标准，而是在财力范围内设置能花的最大值，或者巧立名目多花、乱花。”某直辖市国资部门负责人坦言，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名目繁杂，“怪象”频发： －－脱离实际，能花就花。一些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标准缺失，造成数额放大层次升高，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如三峡集团在巡视中就被发现办公用房面积过大、超标购置公务用车、公务消费铺张浪费等问题。 －－名目百出，数额成谜。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分散在差旅、招待、采购等多个环节，但一些企业没有明确职务消费的具体名目和额度限制，使职务消费成了“大箩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次业务招待、一次车辆维修、一次外出考察，花费动辄数千元、数万元，谁知道吃的什么、修的什么、看的什么？谁敢有异议、谁会去查呢？”一位国企财务人员说。 －－巧借名目，违规报销。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大多采取事后报销，缺乏对应的监督。如中远集团原副总经理徐敏杰被查出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报销个人费用；招商证券被查出违规报销，涉案金额达１４６４万元；广西个别国企高管将妻女外出旅游费用冠以“学习考察费”之名进行报销。 －－按级定额，费用“包干”。一些国企为限制高管的职务消费，设定了额度上限。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导致“花得多不会受惩罚、花得少不会受奖励”的“怪象”，一些人还通过虚假发票套取未花的额度，职务消费成为贪腐的“马甲”。 即使从上市国企必须发布的财报来看，职务消费依然“说不清、道不明”。如中国铁建在２０１２年财报中被曝出超过８亿元招待费，事后８人受处分。今年年初发布的２０１３年财报中，十余家国企干脆将招待费“归零”，或不再公布这一项目；相对应的是，打着“其他管理费”名目的开支却明显增长。 部分国企高管的违规职务消费行为为何难绝？上海一位检察院办案人员表示，职务消费可通过多种会计手段，伪造成公务所需，事后又难以核算追回，比常见的贪污受贿更具隐蔽性，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早在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颁发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在此基础上，财政部等部门在２０１２年又出台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对公款装修、公务用车等１２种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则强调，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刘澄认为，这表明国企高管职务消费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也提醒国企高管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想方设法规避问题，而应该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要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不能仅指望国企高管加强自律，关键是建立起规范有效的制度监管机制，强化制度的约束力。“从企业层面来看，要进一步完善职务消费的名目、标准和额度限制，特别是要从源头上对职务消费进行预算控制，强化内部监督以防止职务消费被转移到其他会计科目，并公开职务消费信息；对监管部门而言，要进一步加大审计监察力度，对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企高管因为职务消费过多而被问责，甚至连通报批评都没有。”刘澄提出，应该从法律层面强化对职务消费违纪行为的约束，通过设定职务消费上限，将超出一定额度的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列为职务犯罪甚至贪污，将更具威慑力。

2015年4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邓舸重申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要求及发展融券业务的指引。随即，有市场人士将此解读为“鼓励做空、打压股市”。发现舆情后，证监会次日即以新闻发言人名义作出回应，明确目的是促进融资融券业务平衡发展，健全市场交易机制，不是所谓鼓励卖空、打压股市。发布会后，市场预期迅速为之稳定。 像这样的新闻发布会，目前在证监会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数年前，由于证监会的新闻发布没有明确固定的发布时间、发言人对外发言不留名不出镜，市场和媒体还不时提出“到底谁在说话，代不代表证监会声音”的质疑。 作出改变的，不止是证监会。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高度重视，各地方各部门不断探索实践，新闻发布工作不断发展，稳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信息公开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和自信。 ——新闻发布制度在全国范围广泛建立起来。一些部门和地方还建立了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在推进新闻发布工作的刚性约束和制度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截至2014年底，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等25个部门已建立了本部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定时定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受到中外媒体广泛好评。 ——新闻发言人队伍日益成长壮大。目前，新闻发言人已成为开展、推进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力量，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一些部门还逐步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成为老百姓获取权威信息的重要渠道，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发布权威信息的作用凸显。 ——新闻发布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新闻发布制度建立以来，专题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外媒吹风会、媒体座谈会、集中采访等多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活动异彩纷呈，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如今新媒体形态的政务发布平台也遍地开花，让公众获取权威信息的渠道更丰富，政府信息资源得到有效激活和利用。 突发事件后及时主动组织新闻发布；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通过多种方式做好科学解读，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面对重要舆情和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回应，解疑释惑……随着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广泛建立，这些举措如今已经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共识和普遍做法。 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闻发布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各地各部门不断创新新闻发布的形式和手段，提升新闻发布工作质量和水平，努力使政府信息源得到有效激活，最大程度满足了公众知情权、提升了政府公信力。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初以来，例行发布制度从无到有，信息发布和政务公开力度持续加大。2014年以来，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投资组合拳、价格反垄断、法治机关建设等主题，共举办新闻发布会21场，参会记者累计超过2000人次，很好地发挥了及时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逐渐形成“四个一”新闻发布工作机制，即：制定一套新闻发布的工作制度，打造一个多媒体发布平台，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发布队伍，搭建一个新闻发布的支持体系。根据工作需要，卫计委不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活动。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形式，卫计委官方网站日均发稿20余篇，官方微博“健康中国”粉丝量达300万、微信公号粉丝达2.5万。 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力量日益壮大，网络舆情日益复杂，这也为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借助新媒体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社会渗透力强的优势，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新闻发布工作也从“网下”走到了“网上”，纷纷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甚至客户端，迅速抢占了网上舆论阵地。 “浙江发布”是浙江省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两微一端发布平台，目前其粉丝量已近500万，增速在全国同类政务新媒体中居于前列。据介绍，“浙江发布”在传播上更加注重微视角精准传播，采取“温情发布”策略，注重民生服务，常态化回应关切，使发布内容契合受众需求。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曾经因为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的新闻发布而走进公众视野——当年，北京连续举行9场发布会，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疫情，看到中国的努力与真诚。如今，王惠也开始钻研如何利用新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发声。 2011年，北京市政府开始尝试用微博@北京发布来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如今，这些新媒体平台在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中已经跑在了最前面。不仅如此，目前北京市的新闻发言人中已经有103位开设了自己的微博、微信账号，主动与民众进行沟通。 “中国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发布工作，已经在一个稳步推进的历史轨道上，做了很多工作，构建了相对完整的新闻发布机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但目前来看，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应当拿出更高的积极性；给新闻发言人更多的专业性空间，让他们参与到决策环节中去等等。”(记者 李昌禹)